第五章 译后记Nachsatz股票配资的最新资讯
《维特》与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维特》不只在歌德众多的著作中占着突出地位，而且与他本人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有着密切关系。晚年，歌德在其回忆青年时代的生活的自传《诗与真》中说，他的作品“仅仅是一篇巨大的自白的一个个片段”。《维特》无疑是这些“片段”中最富深意的一个，它直接反映着青年歌德的生活经历，字里行间处处打下了他的思想感情的烙印。
歌德生长在仍处于封建割据状态、政治和经济都很落后的德国。他的故乡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是一个享有独立地位的所谓帝国城市。商业比较发达，却仍保留着中世纪森严的等级制和其他陈规陋习。其父卡斯帕尔·歌德是城里一位富裕市民，尽管广有家财，学识渊博，获得过法学博士学位，但还是遭到处于支配地位的贵族的蔑视，想在不领薪俸的条件下谋一个市政府的官职而不可得。一气之下，他便花钱从帝国皇帝卡尔七世处买来一个皇家顾问的空头衔，终身被迫赋闲在家，只好借收藏书画和用意大利文撰写早年去意大利的游记消磨时日。他39岁时才与家境清寒的市长的女儿结婚，此后便更多地把精力倾注在对自己年轻的妻子以及子女的教育上。这样的家庭出身，一方面使歌德享受到良好的教育，能够过一种无冻馁之虞的悠闲生活，另一方面也让他潜移默化地感受到对于封建等级制度和腐败的贵族社会的厌恶情绪。
16岁时，歌德被送往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3年后因病辍学。在家休养一年半以后，于1770年4月到斯特拉斯堡继续学习。斯特拉斯堡地处德法边境，受法国启蒙运动新思潮的影响很深，是德国不满现状的作家、学者和市民青年汇集的地方。歌德像在莱比锡时一样未把心思放在学业上，而是热心地研究雄伟的哥特式大教堂的建筑艺术，忙于与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结交，经常与他们一起到风光如画的城郊悠游。但最重要的，是他认识了当时已蜚声德国文坛的赫尔德尔，在他引导下读荷马、品达和“莪相”的诗歌，读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及高尔斯密的《威克菲特的乡村牧师》等小说，搜集整理民歌，研究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哲学。通过歌德和赫尔德尔的共同努力，德国则掀起了自宗教改革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狂飙突进”运动。赫尔德尔是这一运动的纲领制定者，歌德后来通过包括《维特》在内的一系列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作品，成为它的旗手。
1771年8月，歌德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故乡，开了一间律师事务所。但没过多久，事务所就完全交给父亲经管，他自己却经常去附近一带的城乡漫游。第二年，经友人梅尔克介绍，他参加了达尔姆斯塔特城的一个感伤主义者团体，不时地和那些见花落泪、对月伤情的时髦男女聚会，耽读克洛卜施托克的诗歌以及英国作家斯特恩的《感伤旅行》之类的小说。
1772年5月，歌德遵照父亲的意愿到威茨拉尔的帝国高等法院实习，在一次乡村舞会上认识了天真美丽的少女夏绿蒂·布甫，对她产生了炽烈的爱情。但夏绿蒂已与他的朋友克斯特纳尔订婚在先。歌德因此绝望而痛苦，脑子里不时也出现自杀的念头，4个月后才毅然不辞而别，回到法兰克福。一个多月后，又突然传来一个叫耶鲁撒冷的青年在威茨拉尔自杀的噩耗。此人是歌德在莱比锡大学的同学，到威茨拉尔后也曾有过接触。歌德从克斯特纳尔的来信中了解到，他自杀的原因是恋慕同事的妻子遭到拒斥，在工作中常受上司的挑剔，在社交场中又被贵族男女所轻侮。这件事大大震动了歌德，使他对自己的不幸更是久久不能忘怀。
1774年初，女作家索菲·德·拉·罗歇的女儿玛克西米琳娜来到法兰克福，嫁给一个名叫勃伦塔诺的富商。她年方十八，活泼伶俐，歌德从前认识她，对她很有好感，重逢之后两人都很高兴，因此过从甚密。她丈夫比她大20岁，与她结婚前是个有5个儿女的鳏夫，为人粗俗，不久对两个年轻人的关系便产生嫉妒，最后与歌德发生激烈冲突。这新的刺激令歌德心灵中的旧创伤又流出血来，使他愤而提笔，最后下决心抒写出两年来自己在爱情生活中所经历和感受的全部痛苦，由此便产生了《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部世界名著。
关于《维特》的写作情况，《诗与真》第十三卷作了如下描述：“……没过多久，这种情况我便觉得忍无可忍，一切从类似尴尬处境中惯于产生的不快，似乎都两倍三倍地压迫着我，我需要重新痛下决心，才能得到解脱。
“因苦恋朋友的妻子而自杀的耶鲁撒冷之死，从梦中撼醒了我。我不仅对他和我过去的遭遇进行思索，也分析眼下刚碰到的使我激动不安的类似事件，这一来，我正在写的作品便饱含着火热的情感，以致无从分辨艺术的虚构与生活的真实。我把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离起来，杜门谢客，集中心思，排除一切与此无直接关系的杂念。另外，我又搜索枯肠，重温我最近那段还不曾写出来的生活，不放过任何有一点点关系的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了那么久和那么多的暗中准备，我奋笔疾书，四个礼拜便完成了《维特》，而事先并不曾写下全书的提纲或者内容的一部分。
“……我像个梦游者似的，在差不多是不自觉的情况下写成了这本小册子。所以，当我最后通读它，对它进行修改润饰的时候，自己也感觉十分吃惊……”
了解了歌德青年时代的经历再读一读他这段自述，我们不难明白《维特》这部小说何以如此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它的主人公为什么能一个个栩栩如生，血肉丰满。尽管仅仅读作品本身已“无从分辨艺术的虚构与生活的真实”，真实的成分经过了艺术的改造加工；我们仍大致可以说，小说的第一编主要反映着歌德本人的经历，以后的两部分则写了耶鲁撒冷的恋爱和社会悲剧。以人物论，维特身上既有歌德热爱生活、乐观坚毅的特征，也有耶鲁撒冷耽于幻想、悲观软弱的特点；绿蒂的原型主要是夏绿蒂·布甫；豁达大度的阿尔伯特在第二编中变成了一个庸庸碌碌、感情冰冷的人，原因是克斯特纳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勃伦塔诺所取代。至于整个作品的思想倾向和气氛情调，也或多或少地为歌德在斯特拉斯堡、达尔姆斯塔特以及从家庭中受的影响所决定。一句话，《维特》与歌德本人的关系太密切了，无怪他晚年对他的秘书爱克曼讲，《维特》乃是他“用自己的心血哺育出来的，其中有大量出自我心胸中的东西，大量的情感和思想足够写一部比此书长十倍的长篇小说”。
《维特》及其时代
然而并不能因此认为，《维特》只是一部个人的恋爱悲剧；19世纪的丹麦大批评家勃兰兑斯等早就指出，它的价值在于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烦恼、憧憬和苦闷。换句话讲，《维特》有着异常强烈的时代精神，它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时代的普遍意义。
《维特》出版于1774年，欧洲正处在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转折时期。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新兴市民阶级已经觉醒，青年一代更是感情激荡，对自己政治上无权和社会上受歧视的地位深感不满，强烈渴望打破等级界限，建立符合自然的社会秩序和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他们提出“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等口号以反对封建束缚，以“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理想。但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封建贵族的势力仍很强大，资产阶级在与它的较量中大多失败了；德国的情况更惨。面对着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心怀无从实现的理想，年轻软弱的资产阶级中普遍滋生出悲观失望、愤懑伤感的情绪，一时间伤感多愁竟变成为一种时髦。在这种时代气氛下产生的《维特》，不只述说出了年轻的资产阶级的理想，揭示了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还让多愁善感、愤世嫉俗的主人公为这理想的破灭而悲伤哭泣，愤而自杀，以示抗议。这就使当时的一代青年在《维特》中照见了自己的影子，并像希腊神话里那个纳尔齐斯一样狂热地爱起它来。应该说，《维特》反映了欧洲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从中已可听到狂风大作之前的凄厉的风声。
就德国范围而言，《维特》乃是当时方兴未艾的“狂飙突进”运动最丰硕的果实。这个运动深受法国启蒙运动代表卢梭的影响，力求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他“返归自然”的号召，从而使个人得以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维特》处处都体现着“狂飙突进”的精神，“自然”简直成了它年轻的主人公检验一切的准绳：他投身自然，赞颂自然之美，视自然为神性之所在；他亲近自然的人——天真的儿童和纯朴的村民，鄙视迂腐的贵族、虚伪的市民以及“被教养坏了的人”；他主张艺术皈依自然，让天才自由发挥，反对一切的规则和束缚；他推崇民间诗人荷马和“莪相”，向往荷马史诗中描写的先民的朴素生活，与矫揉造作的贵族社会和碌碌为利的市民生活格格不入；他重视自然真诚的感情，珍视他的“心”胜于其他一切，同情因失恋而自杀的少女和犯罪的青年长工，蔑视宗教信条和法律道德，对阿尔伯特似的理智冷静的人非常不满……就说他对绿蒂的一见钟情、一往情深吧，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她如此天真无邪，在举止行事中保持了一个少女可爱的自然本性。《维特》对于“自然”的呼唤，实际上就是反抗不自然的封建社会的呐喊。
《维特》之取得巨大成功，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它道出了时代的心声。关于这点，歌德在《诗与真》中讲得相当明白：“这本小册子影响很大，甚至可说轰动一时，主要就因为它出版得正是时候。仿佛只需一点引线就能使一个大地雷爆炸似的，当时这本小册子在读者中间引起的爆炸也十分猛烈，因为青年一代自己身上埋藏着不满的炸药……”
德国的落后和资产阶级的软弱，决定“狂飙突进”运动不可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仅仅只在文学和思想领域内起作用。《维特》主人公的消极情绪以及悲惨结局，也反映出这个运动的局限。
《维特》的高度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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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现形式上，《维特》受了一度在德国很流行的英国理查生的小说和卢梭的《新爱洛伊丝》的影响。但无论在思想的深刻或艺术的精湛方面，歌德都超过了他的前辈。
歌德非常成功地运用第一人称的书信体形式，让主人公面对面地向读者述说自己的遭遇和感受，展露自己的抱负与情怀。近百封长短书简巧妙地构成一个整体，前后加上“编者”的引言和按语，中间穿插着注释，把一些平淡无奇的事情讲得真切感人、娓娓动听。信中时而写景，时而抒情，时而叙事，时而议论，读着读着，我们自己仿佛变成了收信者，听到了主人公的言谈笑语、啼泣悲叹，窥见了他那颗时时在柔弱地颤动着的敏感的心。在情节剪裁精当和内心刻画细致入微这一点上，《维特》至今在同类作品中仍居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
《维特》艺术上的另一显著特色，是通篇充满浓郁的诗意，其本身也可称是一首凄婉的叙事诗。在很多情况下，主人公还直抒胸臆，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直接向读者宣泄，如他那封在生命的最后两天断断续续写成的给绿蒂的长信，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即便是写景状物，作必要的情节交代，也始终起着烘托情感、揭示内心的作用。请看：维特初到瓦尔海姆是万物兴荣的5月，离开和重回瓦尔海姆都已是落木萧萧的秋季，等他生命临近结束时更到了雨雪交加的隆冬——时序的更迭和自然界的变化，与主人公由欢欣而愁苦以至于最后绝望的感情发展完全吻合，做到了诗歌所讲究的情景交融，寄情于景。再如荷马和“莪相”的诗句或诗中的意境，也得到了恰到好处的运用，前者的朴素、宁静、明朗，后者的阴郁、朦胧、伤感，不仅有助于小说前后不同的情调和气氛的渲染，使一些日常事物都蒙上了奇异的诗的色彩，而且时时使人产生联想，受到感动。“春风呵，你为何将我唤醒？……可是啊，我的衰时近了，风暴即将袭来，吹打得我枝叶飘零！”——“莪相”这几句哀歌，由即将离开人世的维特念出，不正是他那凄凉心境和悲惨命运的绝好写照吗？
《维特》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真情实感，强烈的时代精神，高度的艺术性，三者合在一起，赋予了《维特》以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
写成《维特》，歌德“感到自己像办完一次总告解一样，心情既愉快又自由，获得了过一种新生活的权利”；但一种被称作“维特热”的时代病，却被这本小书引发了出来。
《维特》一问世，当即风靡了德国和整个西欧，广大青年不仅读它，而且纷纷模仿主人公的穿戴打扮、风度举止。“狂飙突进”运动的重要成员诗人舒巴尔特在一篇评介文章中谈自己读《维特》的感受时说：“我坐在这儿激动不已，胸口怦怦直跳，狂喜而痛苦的泪水滴答滴答往下淌，因为——我告诉你吧，读者——我刚刚读完了我亲爱的歌德的《维特》。读吗？——不，吞噬！要我对他进行评论吗？我要是能这样做，我这人就没有心肝……我奉劝诸位还是自己买一本《维特》来读读！但读时务请带上自己的心！——我宁肯终生穷困，一辈子睡干草、饮清水、吃树根，也不愿失去体察这位多情善感的作家的心曲的机会。”然而，并不只青年一代才如醉如痴地读《维特》，连德高望重的大诗人克洛卜施托克、道貌岸然的神学家拉瓦特尔，以至于盖世英雄拿破仑，也统统为这本“小书”所倾倒。当然，与此同时也有人对《维特》看不惯，而形形色色的卫道士更是斥之为“淫书”“不道德的该遭天谴的书”，表面理由是有少数人学维特的样自杀了，真正原因却是书中的反封建精神触到了他们的痛处。德国的一些邦和丹麦都宣布《维特》为禁书，它的译本一出现在米兰就被教会搜去全部销毁。但尽管如此，仍阻止不了《维特》的流传，它很快被译成各种语言。在资产阶级意识特别强烈的英、法两国，到18世纪末已各有译本十数种之多，仿效之作也大量涌现。据一篇日本著名日耳曼学家的文章，《维特》的日译本迄今共有45种，其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
《维特》的成功，不只使当时年仅24岁的歌德一跃而为德国乃至西欧最享盛誉的作家，也把过去一向被人轻视的德国文学提高到了与欧洲其他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地位。人们从四面八方对歌德这位年轻的天才满怀敬仰；等到他晚年，他所居住的魏玛更成了世界各国的作家和诗人竞相前往朝拜的圣地。
在德国和西欧长篇小说的发展史上，《维特》堪称一块重要的里程碑。与歌德同时而年长的维兰，被视为德国近代长篇小说的创始者，是他恢复了中断将近一个世纪的小说传统；然而维兰的作品大多采用古代或东方异域题材，写作手法主要是讽喻。直接反映德国日常生活并富于真情实感的小说，当推《维特》为第一部。而在深刻揭露社会矛盾和针砭时弊这一点上，《维特》更可说是西欧19世纪的现实主义“问题文学”的先驱，司汤达、巴尔扎克等小说大师也间接地继承了它的传统。
至于书中的主人公，那个青衣黄裤的翩翩少年维特，则已成了世界文学中一个尽人皆知的不朽典型，即莱辛所说的那么一种“伟大而又渺小，可爱而又可鄙的怪人”。前些年，东德作家普伦茨多夫的小说《青年W的新烦恼》在东西德都引起很大关注，被改编成了戏剧，拍成了电影，其主人公W就被认为是一个现代型的维特。
德国人模仿我，法国人读我入迷。
英国啊，你殷勤地接待我这个憔悴的客人；
可我又怎能够欢欣鼓舞哟，中国人
也用颤抖的手，把维特和绿蒂
画上了花瓶？
歌德这首收在《威尼斯警句》中的短诗，既道出了他因《维特》的成功所感到的得意心情，也表达了他对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向往和重视。关于中国古瓷上出现维特和绿蒂画像的说法有好多起，其真实可信程度如何这里不去说它。但我们知道，在《维特》问世后一个半世纪的1922年，我国也出版了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同样引起过热烈的反响；“五四”精神影响下的一代中国青年，在洋溢着“狂飙突进”精神的《维特》中找到了知音。“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这首附于《维特》第二版前的短诗，一时在许多中国青年口中传唱不息，变成了对封建旧礼教的挑战和抗议。仅据1932年的一个不完全统计，十年间郭译《维特》就由不同书店重印达30次之多。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出过罗牧、黄鲁不、傅绍先和古大秦等的译本，译名全叫《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我国的新文学运动中，《维特》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蔡元培先生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一文中，谈到外国小说的翻译对我国“起于戊戌”的“文学的革新”的推动，具体举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少年维特之烦恼》，说它“影响于青年的心理颇大”。
从郭沫若翻译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到现在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在重译这部世界名著时，译者仍从前辈的劳作中获得不少启示，比如书名和主要人名，基本上就袭用了郭沫若的译法。应该说，翻译文学作品是个困难的工作，而译《维特》尤其如此。主人公激情奔放的书简，“莪相”情调沉郁、意境诡奇的哀歌，“编者”冷静纪实的叙述，统统都要求译文追随再现，实在是个异常艰巨的任务。为了不愧对原书作者和前辈译家，后学唯有兢兢业业，勉力为之。
翻译主要依据的是汉堡“克里斯蒂安·维格纳尔出版社”的《歌德选集》第六卷。对于译文中存在的缺点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在翻译此书过程中，诸多师友都曾给予译者帮助鼓励，特此附笔致谢。
巴蜀译翁
198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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